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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21暴雨间接暴露的中国科研问题
北京来势凶猛的721暴雨后,我的朋友,华东师范大学的束炯教授,很快地给他的老友王铮来了短信:王老师,北京特大暴雨灾害,您家一切都好?束。我有些感动,还有人记得我,感激而又有些幸福地回答说:“还好,周末妻在家,就是我与同学加班,隔在办公室回不了家。我让吴*开车接送的,后来才知道开车危险,有些后怕。好在中关村是新建社区,下水道好一些”。束炯教授,一个城市环境学家,接着用指头送来了短信:“中国城市的环境确实不行。回想你原来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时,还牵头申请过这方面的课题。不过混蛋的是,连同以前的PM2.5,一个都没中过。”
束炯教授的直率是远近有名的。他常常“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的确确,我多次组织申请过城市环境灾害的科学问题研究。我的历史,也许值得我们科学工作者自省。
最早是1992年,我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是一个预研究性质的。项目中有一块,就是研究城市暴雨雨涝灾害活动规律。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问题。我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1994年,鉴定课题了,时任我们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说:城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我说为什么有些地方涝,有些地方不涝,需要研究清楚,改造城市,我还给出了一个不同地区雨涝发生时间的统计-模拟结果。这个处长马上告诉我,要研究的是什么什么问题,城市雨涝排不上,这里的什么什么大约是这位首长从国际会议听来的新名称。她说:城市雨涝问题,xxx早就解决了,而且还解决了我们提出的的某个灾害过程的模拟。因为后一个问题模拟是一个自由边界问题,有涉及洪水过程两个流态的转化,我们课题组的预研究不能没有解决。不懂就学,我与一个计算数学家去访问这个海龟,请教他怎么解决的。请教在慢慢进行中,慢慢结束后,那个数学家评价:“他连基本概念都不懂,他不可能解决。”可是这种评价有什么作用,我们的课题被判了死刑,不寿终正寝,预研究课题结题,发现的问题的研究不再继续了,让我体验了孩子夭折的痛苦。那个科学家的“解决”,一直没有见到文章发表。剩下的故事是,城市雨涝,每年都在创造英雄。两三年后,研究城市暴雨与河网的那个华东师范大学女研究生出国了,研究决堤洪水的那个中国科学院男研究生也出国了。
历史车轮总是在不停地转动,时间过了8年,我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开放实验室提出了城市自然地理学的重要项目建议,其中,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计”研究,“鼠目寸光”的王铮和束炯,总是看到自己身边那点事:华东师大每年下雨,校园就起雨涝了,校园外,不乏严重事件。我家附近新发展的知春路桥下大学生运动村外面,道路积水,几乎年年发生。可是课题上报后,被认为不是热点科学问题,国外研究城市雨涝的不多。课题自然被淘汰了。淘汰就淘汰吧,谁没有失败过,我抱着实验室要出成果的目的,屡败屡战,过几年再次组织申请城市环境科学问题,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地理学”不够科学,所以现在使用的是“城市环境”名词。这次研究把城市地貌学的河渠设计拿了,别人不理解,下吧,“割爱”吧,换了研究PM2.5,因为上海已经开始筹备世博会,PM2.5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了,束炯教授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现在实验室改成重点实验室了,他是主任。这次进展“比较”顺利,我和束炯参加了教育部答辩,见到了教育部的处长,不可否认的说,一个美女,就是说话像训幼儿班同学。这次又有一个专家说PM2.5的问题他们已经解决了。呜呼,淘汰吧。我查了查他们的工作,原来他们研究的是PM10,不是PM2.5。他作为学者型官员,PM的意思他是知道的。
地球照样在转,2008年,已经是束炯教授当第二季主任了,我们也换了个更“科学”的名词,叫《三角洲大城市环境复杂性及其信息分析》,我已经记不得我们是否参加哪个级别的答辩了,也记不得专家们的意见了,记得的是换了我,他上,他继承了我的传统,你们这些研究城市环境或者说城市自然地理的人,照样是屡战屡败。
失败是成功的母亲,我们这些失败者可以像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我们坐在高高的大楼旁边,听妈妈讲她过去的事情。”不是讲大楼的美轮美奂,而是回忆成为“妈妈”的原因。回忆结合这次暴雨,我们发现这些故事暴露了几个科研人自己的关键问题:第一、有一些科学家宣称自己已经完成什么什么的研究,其实就是瞎吹,但是权威扶持他们,有关部门就当真了。第一个故事里的处长实在不是重要的责任人,相反她是一个能听学者意见的人,可惜他听信了某些学术权威对自己学生的吹嘘。在第二个故事里,一些专家拿着国外的热点要求当我们的热点,不结合中国需要,只结合SCI,因为用SCI统计成果只要会计水平。城市排水问题,我国1949年前落后,没有标准,1949年后,得到苏联帮助,也同时教条主义地学苏联,他们的城市的河渠系统建筑标准实际上不适合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这就在城市埋下了定时炸弹。偏偏西方国家是因地制宜的制定了自己的标准,他们的城市雨涝问题因此不突出,SCI不大研究这方面问题,雨涝规律和气候变化下雨涝的适应,成不了世界上热点。中国一些科学家,追随性科学家,看不见中国的需要,这方面问题他把握不住研究的脉搏。这个故事里,关于PM2.5,则是这些科学家不知道什么叫PM2.5,他们把PM10PM2.5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会,因为参与评审的科学家主要是所谓“战略科学家”,他们对科学问题实际上知道的是皮毛。“战略科学家”们整天在开会,或者在开会的路上,自己没有时间真正做研究,具体科学问题,只能“战略”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浮光掠影的讨论科学问题,以评价皇帝新衣服的水平评价课题价值。北师大新校长董奇提出了几个“不”,我觉得官员型学者,要紧的是不当“战略科学家”。
任人唯亲,自吹自擂、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SCI “战略科学家”不懂装懂,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些弊病,是科学研究方向失稳的原因。也是一场雨就冲垮中国现代化幻境的科学原因。我们搞科学的,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的,需要认真地反思,光骂政府是缺少科学勇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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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2-7-26 9: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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