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地理扩散
文化其实是历史进程中人地关系的物质和精神体现。地理环境参与了任何一种文化的塑造，“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文化必然带有特定地域的印记，但又不受该地域的约束，因为文化具有地理扩散功能。
“黑非洲”原始班图人向中非、东非及南非的迁移，引导着铁器文化的扩散，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和文明古国的建立；“绿色革命”源于５０～６０年代的墨西哥和菲律宾，两种新粮食作物培育成功后迅速传到印度，并引发了印度社会面貌的变化等等。可见，文化的地域交流参与了技术革命和思想的变革。
宗教是文化的载体。“黑非洲”传统宗教与巫术支配了黑人部族的世界观，到公元２０世纪初，伊斯兰教输入黑人部族的生活，开始出现泥砖建筑和木石建筑，取代了树枝茅草搭成的建筑，同时，阿拉伯文字广泛使用，伊斯兰教育大发展。到１５世纪中期，基督教介入，对黑人传统文化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使得传统宗教改变了固有特色。佛教传入中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青睐，并与当地的社会禁忌和习俗相互融合，形成了地方性佛教，如西藏的喇嘛教。而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经５００多年的民族大融合，到元朝时，形成了我国的伊斯兰新民族——回族。以上黑人宗教的嬗变、喇嘛教的出现以及中国回族的形成，都是宗教文化扩散的结果。
伴随着殖民入侵和移民现象，英语扩散到了北美、澳大利亚、南非，形成了地方特色的英语；东非的班图语，由于阿拉伯人的贸易关系混合形成了斯瓦希利语，成为当地语言。在加拿大，英语法语并存已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分离的政治问题。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文化扩散中体现得最普遍、最复杂。
同一民族由于其内部的凝聚力而很难被其他民族融合，如犹太人，由于历史原因而分散世界各地，至今没有共同地域，但由于其在民族迁移之前已形成了顽强的民族意识，故未被其他民族融合。而有的民族由于其内部文化的先进性、普遍性，因而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如中国古代的华夏族，主要指黄河流域当时较为发达的夏、商、周族，除此之外还包括已被华夏族同化了的历史上入侵的异族。古努比亚（今苏丹境内）与古埃及又是一个例子，古埃及以其先进的文明同化了努比亚，虽然历史上努比亚曾以武力征服了古埃及人，但在文化上却已被埃及人征服。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的同化是民族精神扩散中的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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